经历长达近一年的筹备，全球最权威的青年科技创新人才榜—— MIT Technology Review 35 Innovators Under 35（MIT TR35 China）正式落地中国。本次评选将由中美双方共同举办，并由DeepTech深科技联合云享客主办，旨在中国遴选出 35 位 35 岁以下最具创新潜力的科技青年。
5 月 28 日，该榜单的报名正式开启，35 岁以下的中国籍青年科学家、创业者、各领域创新人士均可参选。这份榜单也将是 MIT TR35 历史上规模最大、评委级别最高的国际榜单，这很大程度归功于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迅速崛起。
2018 年1 月 28 日-30 日，世界级顶级新兴科技峰会 EmTech China 将在北京国贸大酒店三层盛大举办，这将是国内新兴科技领域最国际化的大规模会议之一。届时，我们将举办 MIT TR35 中国榜单的颁奖典礼。更多信息我们将陆续公布。
报名入口：请将参选材料发送至邮件地址：tr35@mittrchina.com，邮件主题为“姓名+工作单位+专业领域”，具体要求见下。
这份榜单不仅将汇集中国最有潜力改变人类生存方式的科技青年，更将展现未来科技的发展方向与商业趋势。参选者将有机会向全球权威科学界及产业界人士展示自己的科技成果和创新能力，最终的获奖者更将受邀出席 2018 年 1 月的颁奖典礼，并作为成员自动加入 MIT TR35 全球社区，参与全球范围内的创新交流活动。
本次极具权威性的中国榜单评选有幸获得多位重量级专家的支持，他们是来自国内外各个专业领域的权威人士——科学家、发明家、商业领袖、政府官员等。今天，DT君也非常荣幸能够公布 MIT TR35 China 部分评委名单（排名按姓氏字母顺序）。我们也将陆续公布更多评委名单。
鲍哲南
美国工程学院院士，美国斯坦福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
鲍哲南教授一直致力于化学、材料科学、能源、纳米电子学和分子电子学等领域的研究，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她开拓了高电荷迁移性质的聚合物半导体和空气中稳定的有机半导体材料的分子设计原理，这些材料可以采用溶液喷涂或印刷技术进行处理。她采用新的印刷技术制造了第一例高性能单晶有机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性能堪比无定型硅晶体管。她还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例用有机晶体管驱动的全新结构的电子纸。鲍教授领导研制的“灵敏”人造皮肤对机器人科学来说也是一大迈进，这对人类皮肤移植术以及假肢感知力的改进也有很大帮助，因此被选为《自然》杂志2015年度十大科技创新人物之一。鲍哲南教授曾被评为2017年世界著名女科学家北美洲获奖者，曾在2003年被《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评选为35岁以下科技创新青年。
陈 刚
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系主任
陈刚教授是国际热传递、纳米技术和能源领域的权威人物。美国国家工程院认为，陈刚教授因其首次打破被公认为物体间热力传导基本法则的“黑体辐射定律”公式，证实物体极度近距时的热力传导，可以高到定律所预测的千倍，被授予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称号。该发现不但让人们对基本物理有进一步了解，它的应用也涉及光热光电、半导体、磁储存等领域。
陈十一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陈教授是国际上格子Boltzmann数值方法的创始人之一，他和其合作者在1992发表的文章奠定了本领域的基础。格子Boltzmann方法结合了统计物理与流体力学的特点求解偏微分方程和模拟流体力学及其它物理化学过程，实现高效率的并行计算，是目前国际上流体力学最活跃的研究课题之一。这个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各类工程问题中，包括能源与环境工程，传热传质，燃烧与多相流动，地下渗流与电磁场模拟等。陈教授曾任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工学院首任院长、北京大学科学与工程计算中心主任、首批“千人计划”获得者。
高彩霞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植物细胞与染色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农作物基因组编辑技术体系的研究与应用、农作物遗传转化技术体系的建立与应用，以及小麦重要功能基因的分子生物学研究。2014年，高教授利用TALEN和CRISPR-Cas9技术，在六倍体面包小麦中成功实现了同时编辑3个同源等位基因（homoeoallele） ，并由此赋予了小麦对白粉菌（powdery mildew）的遗传性抵抗力。这一突破性的成果发表在NatureBiotechnology杂志上。2015年，高教授领导的研究组利用新近在细菌中发现的适应性免疫系统（CRISPR/Cas）特异识别病毒和外源DNA的特性，将该CRISPR切割系统引入植物，在植物中建立了这套DNA病毒防御体系，该研究成果发表在Nature Plants上。
胡郁
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消费者BG总裁
胡郁博士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信号与信息处理专业工学博士，教授级高工；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奖获得者；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语音及语言信息处理国家工程实验室执行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科技部863类人智能重点项目首席专家。中文信息学会的常务理事；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1999年，胡郁作为创始人之一创立科大讯飞公司，现任科大讯飞执行总裁、消费者事业群总裁，核心研发平台总裁。
李俊峰
国家能源咨询委员，前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
李俊峰主任现任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中心研究员，并担任国家能源咨询委员、国家高技术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环保部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能源局能源互联网专家委员会委员。此前，李俊峰先生在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先后担任副所长和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李俊峰先生长期从事能源经济和能源环境理论的研究，先后组织并主持了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国家中长期能源规划的起草工作、参与了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纲要、能源法草案、国家应对气候变 化方案等重要文件的研究和起草工作。组织过中国能源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中国低碳发展宏观战略问题研究等重大国家发展战略研究课题。作为主要作者之一，他还参与了 IPCC 第二次至第四次评估报告的编写。他于2017 年1 月被授予第九届扎耶德未来能源终身成就奖。
李学龙
李学龙
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光学影像分析与学习中心（OPTIMAL）主任
关注光学观测和光学监控等工程应用，尤其光学成像与光学影像管理和处理之间的关系。是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士、美国光学学会会士、国际光学工程学会会士、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会士、国际模式识别学会会士、英国工程技术学会会士、英国物理学会会士、英国计算机学会会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刘人怀
中国工程院院士，前暨南大学校长
刘人怀院士是板壳结构分析与应用专家，我国板壳结构理论与应用研究开拓者之一。他与叶开源共同创立求解非线性微分方程的修正迭代法，系统创造性地研究波纹板壳、夹层板壳、复合材料板壳、网格扁壳、单层板壳、双金属扁壳六类的非线性弯曲、稳定和振动问题；创造性提出精密仪器仪表心脏枣弹性元件（波纹膜片、跳跃膜片和波纹管）设计公式，被工程应用，经济效益超千万元，改变了依赖经验和外国公式设计产品的历史；系统提出夹层和复合材料飞行器结构元件设计公式；提出厚板壳弯曲理论用于高压换热器、高压超高压容器试制节约费用数千万元。提出大型储油罐新型网格顶盖、大型减压塔、铁路高桥墩和新型钻头的设计依据，受到工程重要应用。刘院士同时兼任中国振动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国复合材料学会副理事长、教育部科技委管理科学部主任。
卢冠达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生物工程系副教授
卢冠达教授是 MIT合成生物学中心的核心人物，共同创办了多家针对人类健康研发创新诊断及治疗技术的生物科技公司，包括Sample6、Senti Biosciences、Synlogic、Eligo Biosciences、MBCure及Engine Biosciences。卢冠达在MIT的研究专攻活细胞计算和记忆的工程平台，并将其应用于开发适应性药物，成为重要人类疾病的下一代细胞和基因治疗方法。他的工作还包括开发新颖的技术平台来询问和改正患病细胞的状态。并曾荣获ACS合成生物学青年研究员奖、生物医学工程期刊青年研究员奖、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新创新者奖、美国青年科学家与工程师总统奖、埃里森医学基金会新学者奖等。
潘建伟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
潘建伟院士长期从事量子光学、量子信息和量子力学基础问题检验等方面的研究，对多光子纠缠干涉度量、量子通信等研究有创新性贡献，是该领域的国际著名学者。
潘建伟有关实现量子隐形传态的研究成果入选美国《科学》杂志“年度十大科技进展”，并同伦琴发现X射线、爱因斯坦建立相对论等影响世界的重大研究成果一起被《自然》杂志选为“百年物理学 21 篇经典论文”。其研究成果曾 10 次入选两院院士评选的“年度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6 次入选英国物理学会评选的“年度物理学重大进展”、5 次入选美国物理学会评选的“年度物理学重大事件”。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曾任教于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央企业外部董事专业资格认定委员会委员、中国银行业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David Schmittlein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院长
David Schmittlein先生是国际著名的营销学专家，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管理学博士，曾经在沃顿商学院任教多年，任沃顿商学院出版社主编委员会主席，硅谷开源软件公司Cignex董事。在加入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之前，Schmittlein先生曾任多家国际企业商业咨询顾问，如AT&T，American Express， Boston Scientific, Ford Motor Company等。
汤超
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执行院长
汤超教授于1997年入选美国物理学会会士（Fellow）2005年加盟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任终身正教授。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与北京大学合作，2001年帮助创立北京大学理论生物学中心并任主任，2002年获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杰出青年基金”（B类）。2003年被聘为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011年入选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划），全职到北京大学工作。汤超在统计物理学、凝聚态物理、非线性科学、系统生物学等领域开展了许多开创性工作。多年来着力用物理学思想及方法研究生物问题，探索生命系统中的定量规律和设计原理。发表文章近百篇，被引用万余次。
魏文胜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导、研究员
魏文胜教授于2004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遗传学系获得博士后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导、研究员，北京未来基因诊断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目前研究领域为真核基因组编辑及高通量功能基因组学，疾病与感染的分子机制。研究方向着重发展和应用基因组编辑技术，涵盖编码及非编码序列的高通量功能基因组学、生物动态光学成像及 精准医疗。在此基础上，特别关注宿主细胞参与病原微生物感染的分子机制，为发展宿主导向的治疗手段提供新的药物靶点和思路。曾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2016）、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2016）、《科学中国人》年度人物（2016）。
邬贺铨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邬贺铨院士先后从事光纤传输系统和宽带网研发、中国下一代互联网（CNGI）和 3G/4G/5G 等项目的技术管理及工程科技咨询项目研究。曾任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现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标准化专家委员会主任、国家“互联网+”行动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理事长、国家“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重大专项总师、CNGI 专家委主任、IEEE 高级会员。
谢震
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生物信息学研究部，清华大学合成与系统生物学中心研究员
分别于2006年至2010年在哈佛大学系统生物学中心，2010年至2011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生物工程系、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近年来，在包括Science、Nature Chemical Biology、Nature Communications、PNAS等杂志发表SCI论文21篇。担任QuantitativeBiology 杂志助理主编、第五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合成生物学青年学者论坛组委会秘书长。主要从事医学合成生物学、基因线路工程方面研究，及其在基因治疗、细胞治疗应用中的关键技术研究。2011年入选国家首批”青年千人”计划。
杨培东
杨培东
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系终身教授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资深科学家
杨教授的研究方向包括人工光合作用、纳米线电池、纳米线光子学、纳米线基太阳电池、太阳能转换为燃料用纳米线、纳米线热电学、碳纳米管纳米流体、等离子体、低维纳米结构组装、新兴材料和纳米结构合成和操控、材料化学、无机化学，以及低维纳米结构在光电等能源领域中的应用等。其研究小组在纳米导线上制造出了世界上最小的激光器——纳米激光器。2015年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获得者。杨培东教授同时也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人工光和联合中心主任，集成纳米机械系统中心副主任，国际顶尖的纳米材料学家。杨教授曾在2003年被《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评选为35岁以下科技创新青年。
张首晟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
2007 年，张首晟发现的“量子自旋霍尔效应”被《科学》杂志评为当年的“全球十大重要科学突破”之一。基于他对拓扑绝缘体和量子自旋霍尔效应的开创性研究，张首晟已包揽物理界所有重量级奖项，包括欧洲物理奖、美国物理学会巴克莱奖、国际理论物理学中心狄拉克奖、尤里基础物理学奖和富兰克林奖章。2009 年，张首晟入选 “千人计划”，并被清华大学特聘为教授。
钟南山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呼吸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
钟南山院士是我国支气管哮喘、慢性咳嗽、COPD、重大呼吸道传染性疾病防治的领军人物。2007年主导申报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并立项，促成我国呼吸领域首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诞生。先后主持国家973、863、“十五”“十一五”“十二五”科技攻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WHO/GOLD委员会全球协作课题等重大课题十余项。获得发明专利近40余项，实用新型30余项。先后获得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等奖励20余项；获得全国白求恩奖章（2004）、南粤功勋奖（2011）、吴阶平医学奖（2011）、中国工程院光华科技成就奖（2016）等荣誉奖励十余项。钟院士同时还担任广州医科大学呼吸内科教授，博士生导师，973首席科学家，中华医学会前会长、顾问。爱丁堡大学荣誉教授，伯明翰大学科学博士（Doctorof Science),英国皇家内科学会高级会员（爱丁堡、伦敦），首届“港大百周年杰出学者”。
周 昆
浙江大学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周昆教授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会士（IEEE Fellow）。周昆教授研究领域为计算机图形学、人机交互、虚拟现实和并行计算。在图形学基础算法、GPU并行计算、虚拟化身、可计算制造等方向取得多项成果。曾在2011年被《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评选为35岁以下科技创新青年。
酒井直树x孙歌：欧洲负责生产理论，亚洲负责生产经验？
“亚洲”、“亚细亚”概念最早的出现，是罗马帝国对遥远东方的称谓，生活在那里的人并不以此自称。直到欧洲殖民帝国主义时期，所有在这个地区内遭遇欧洲的人，才第一次知道了自己在他者的分类里属于亚洲。而在亚洲长期生活的学者，对“亚洲”的想象在20世纪也经历了好几轮剧烈的变动，从20世纪20 - 40年代的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主义，到50 - 70年代不结盟运动和后殖民兴起，到90年代“亚洲四小龙”，再到今日的中国崛起和“一带一路”，“亚洲”的概念从未是固定和静止的，这其中伴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核心命题从政治转向经济。
2017年末，中间美术馆举办展览“失调的和谐”，将80 - 90年代东亚四个区域的当代艺术并置，在这冷战之交，日韩当代艺术开始与西方接轨，而中、台更偏本地生态建构，此区别也对应各自区域经济发展和政治环境的区别。以“失调”形容“和谐”，本身即是一种对和谐的挑战，更深的问题是，四个区域的当代艺术是否有一种可叙述的东亚/亚洲共性。自2017年来，中间美术馆的展览便以重分量的学术研讨为亮点，致力于将艺术问题意识延伸到更宽广的思想史领域。此次闭幕演讲更是特意请来美国康奈尔大学亚洲研究学科讲席教授酒井直树（Naoki Sakai）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的孙歌教授就“何为亚洲性”问题讨论，而这两位老朋友，居然是第一次在北京进行对谈。
酒井直树（左）、孙歌（右）
酒井直树：亚洲为什么不能生产理论？
在广泛的人文社科研究，尤其是偏保守的区域研究里，全球被分为“西方和他方”(The West and the Rest)，西方生产理论，他方生产经验，他方的学者长期被视为“本地经验的报道人”。酒井直树的发言便直指了西方学术界一个长期潜藏在知识生产之下的预设，“亚洲”和“理论”的不兼容性。在他此前的讲座和访谈里，他多次提到亚洲作为欧洲的参数(index)，亚洲借由欧洲来生产自身，这种类似主奴间欲望的投射为“文明的移情”。这种结构在早期人类学中频繁出现，人类学家通过将本地人的经验翻译成西方学术界可理解的成果，而本地人则在学术成果里被哑声为一种经验，而忽视了很多时候成果本身是共同合作的结果。齐泽克（Slavoj Žižek）在与格林·戴里（Glyn Daly）的谈话里也曾提及过这种东西方互相注视的结构本质上是一种幻想，东方幻想在被西方注视，或者自觉地用西方注视的角度来工作。
这次在中间美术馆的讲座，酒井直树用一个具体的“文明的移情”的实例批评了亚洲和理论的不兼容，他追溯到预设的反面，为什么“欧洲”和“理论”天然兼容？欧洲和亚洲在理论能力上的不同，是被谁塑造出来的？
20世纪早期，率先现代化的西方学者对西方理论能力的自信可以保罗·瓦莱利（Paul Valéry）和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为代表。作为一名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的犹太人，胡塞尔1928年从弗莱堡大学哲学教授位置退休（这个著名的位置后来留给了海德格尔）。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法西斯狂热在欧洲中部集中爆发，欧洲社会的中下层居民急需一个外敌来摆脱社会焦虑，长期游牧的犹太人就成了最好用的他者的象征，“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成为一时最受瞩目的政治口号，欧洲社会的中下层居民急需一个外敌来摆脱社会焦虑，长期游牧的犹太人就成了最好用的他者的象征。很多欧洲知识分子开始公开地谈论欧洲的危机。胡塞尔作为深受排挤的犹太人，他谈论危机的方法却是追溯到了更根本的欧洲精神内部。他认为，欧洲科学的根本危机在于科学理性抛弃了“最高的和终极问题”，要克服危机必须回溯其开端，探求科学与文明真实的理性精神基础。胡塞尔将科学危机界定为“欧洲人的危机”(Crisis of European Man) 的表现，其根源在于近代物理学的客观主义和超越论的主观主义之间的对立，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使哲学与精神丧失了意义维度。在此基础上，胡塞尔试图开辟一条超越论现象学的道路，以“生活世界”作为科学理解自身的基础，希望他的现象学成为欧洲人文主义的历史化身，并作为欧洲精神的最终代言人。
胡塞尔
1936年，77岁的胡塞尔出版了一本最初不太引人注意的小书《几何学的起源》（作为《危机》的附录），1962年，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将其翻译成法文，并配有长序。德里达也正是以此为基础展开了他对形而上学的批评。胡塞尔在此书里强调古希腊文明是欧洲精神的起源，认为欧洲是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就一直存在的。酒井教授认为这是胡塞尔犯的一个严重错误，因为“欧洲”从不是一个连续的实体，16世纪时，随着阿拉伯的入侵，很多欧洲知识分子是从阿拉伯语里重新捡起拉丁语和古希腊语。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欧洲”概念，也正是16世纪宗教改革后，欧洲出现了“国际社会”，国与国的关系成为国际交往的主要关系后才出现的。而这段时间，也正是欧洲开始对外扩张、发现并征服美洲的时间，如竹内好所说，“为了欧洲存在，亚洲是绝对必要的”。恰恰是在18世纪，当欧洲在全球范围内树立起主导地位后，西方对自身的历史才有了连贯叙述。他之后的思想家如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对这套历史建构是有意识的，但胡塞尔却对此抱有更天真的坚信。而胡塞尔没看到的是，“西方”概念随着政治实力的变迁也在内部悄悄转移。二战后，美国逐步确立了世界秩序上的新霸主地位，建立了新的学科范式，大量吸收优秀的外国学生和学者来学习和研究，时至今日，美国学术界的霸权地位已经牢不可破。酒井调侃，“多亏资本主义，欧洲中心主义似乎是彻底完蛋了。”
同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对于法西斯的接受可能不如我们之前想象的铁板一块。1933年，泷川事件爆发，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泷川幸辰因对家庭法中一法条持自由主义的不同解释意见，被攻击为散布共产主义学说，首相斋藤实内阁对其发布停职处分，泷川被迫停职（此事后来成为黑泽明二战后第一部电影《我对青春无悔》的故事背景）。而此时大学已形成自治惯例，为抗议首相的做法，京都大学法学部全体教师联名辞职，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反法西斯运动。几乎同时，“Fassho”（Fascism的意大利词源）一词首次在日语中出现，用来指涉全球范围内的超国家主义和种族清洗趋势。不过直到1940年日德意同盟正式结成，受“大东亚共荣圈”多种族帝国主义形态的想象，号称“将亚洲人民从优越的白种人中解放出来”，日本法西斯主义在种族问题上从来不与纳粹完全一致。
至此，酒井教授在破除“欧洲与理论的天然亲缘”的努力主要集中在破除“欧洲”的迷信，正是胡塞尔等学者对古希腊文明作为欧洲起源的着迷，而逐步使得欧洲的精神演化成为一种无限超越其古典起源的目的论学说，由此，“欧洲”区别于世界其他地区。
孙歌：理论的新形态——形而下之理？
孙歌先回应了酒井的发言，她说，酒井长期致力于砸碎“亚洲”和“欧洲”的区分，她理解他在西方学术前线的战斗，“如果真的要打翻欧洲中心论几个世纪以来留给我们的预设，我们要先去掉以种族为基础的分类方式”。但孙歌的发言却在表面上唱了个反调，“我要强调亚洲存在的必要性”。她认为从现在开始的人类史，也许必须要依靠“亚洲式的思考” (Asian Thinking)，才能真正地，有效地抵制西方中心论。她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我们如何利用亚洲的历史资源来建立一个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理论想象，二是，亚洲如果要生产自己的理论，有没有一种新的，或者说多种新的理论形态。
孙歌以“普遍性”和“特殊性”两个词，取代了常用的“理论”和“经验”，她从20世纪美国地理学界的地理学科性质之争开始。1939年，理查德·哈特（Richard Hartshorne）出版了著作《地理学的性质》，以他为代表的区域地理学派提出地理学的性质在于研究区域差异，区域独特性是地理研究的核心，提出“最优秀的地理学成果应该是那些对于特殊性和由这种特殊性当中透视出相似性的个案研究”。由此，孙歌呼吁，我们能不能借鉴地理学的方法，通过寻找差异，来达成另一种普遍性。
长期以来，“普遍性”和“特殊性”被处理为对立范畴，哲学里还提出了“个别性”。能够被抽象出普遍性价值的特殊性是“个别性”，而拒绝被抽象、完全排他的则是“特殊性”，在知识界的讨论里，特殊性常常和文化保守主义联系在一起。于是，当我们只有普遍性和特殊性这一对对立范畴时，总会想办法灭掉特殊性。但是，“特殊性”灭不掉，因为这个世界上现实存在的只有“特殊性”，“普遍性”是一个精神产品。从多样的特殊性中概括出其共同的要素，提取出“普遍性”，这并非不必要。但很多时候霸权的产生正来自于对某种“普遍性”价值化。如欧洲中心主义——在现实中，它将人类精神产品特殊状态的欧洲理论变成了普遍性的价值，而同样作为人类精神产品的亚洲的理论，因为跟欧洲的理论不一样，就不被视为理论。
另一方面，1930年代缔造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军国主义者们一开始就知道日本的天皇制意识形态不可能融合亚洲的多种族，他们很早就建立了研究伊斯兰文明的回教圈研究所等。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了解亚洲的多元性，他们对于不同种族的研究始终服从于建立单一帝国的目标。所以虽然在种族问题上日本和纳粹在民族问题上的浅层表现不一致，但他们在多元和一元的关系认识上是一致的，也就是在“多元”之上有个“一元”。
二战之后，亚非拉的殖民地纷纷开始民族独立运动，但新兴的民族国家们能否真正有效地建立起一种新的国际秩序是令人存疑的。1950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在著名的演讲“亚洲的动乱”(Ferment in Asia)里提到，“民族主义在一个没独立的国家，它能帮助人们获得独立，但在独立之后的国家里，它可能是不健康甚至是应激性的”。孙歌认为民族主义的双刃性是一个至今还没解决的问题。而随着亚非拉的独立运动获得成果，一种取代欧美旧有普遍性叙述的新的普遍性正在悄悄扩展，但此模式还是以一地之霸权取代另一地是霸权，不过是“新瓶装旧酒”。
在以上种种前提下，孙歌提出了新的理论形态想象，我们要想象一种“形而下之理”，在这种理论形态里，必须用具体的问题来呈现它的理论性。普遍性作为媒介出现的，凭借这个媒介，特殊性得以交集。而中国的传统思想里已有丰富的“形而下之理”的资源，如庄子的“不齐之齐”，明末思想家李贽的“物之不齐，乃物之情也”等思想都有助于我们重新看待亚洲的问题。 “所有的和谐不可能统一为一，它一定是百花齐放的，没有办法聚拢成一种形态。这应该是亚洲性的精髓，”而要生产这样的理论，必须从对问题预设发起质疑开始。
讲座的最后，孙歌回应展览标题，“失调的和谐”，她幽默地说，如果我们不把和谐(harmony)想象为交响乐上(harmonic)的乐符，我们能否想象另一种更真实的和谐，比如，在朝鲜半岛，白热化之前就停住的状态，也是一种和谐？
